原创 《我本是高山》挨骂冤枉吗？单从创作层面理性探讨下，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所有的矛盾，都不是无迹可循。

这波大众被刺激的情绪，也许也为今后的主旋律英模电影创作，提供了有意义的“警示”和思考。

《我本是高山》，为什么被骂？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本是高山》受到的严厉批评乃至谩骂，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首先，是某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网络用户批评本片“男味太重”，曲解、污蔑、矮化女性角色。

如吵得最凶的“母亲酗酒家暴”设定。当然，网络传播中，有人忽略了片中母亲堕落的诱因是“丈夫抛弃妻女不管不顾”的更大错误，而且面对争议，剧组在路演中解释了，该情节来自走访过程中的真实见闻。

这一解释是无力的，甚至又激起了网友新一轮的更大愤怒。且不论导演所说“调研中更多不堪的情况”是否真实存在，选择和塑造电影人物，其“代表性”是一种具有很强价值指向性的敏感议题。在全国女性酗酒比例远低于男性的社会事实之下，偏端出这么一位负面女性形象，让众多观众、尤其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女性观众感到“不客观”、“被栽赃”，绝非不能理解。

如果再考虑到片中最令人讨厌的负面角色就是一位不讲理、刻薄、刁蛮、大小姐习气的年轻女教师，而陈永胜饰演，同为教师的其男友又是占据重要戏份的正面角色，《我本是高山》就更不能摆脱有意为男性角色“捞回场子”的嫌疑 。

当然，某些类似于“男导演没资格拍女性电影”“必须全员女好男坏，有一个好男人都算电影歪屁股”的极端立场，显然也不对，但编剧和导演本应对《我本是高山》承载的女性意义和女性价值，更谨慎一些。

毕竟，张桂梅的故事从来不只关于公共事业和扶贫，而是和落后地区女性的弱势地位、受教育权、自我实现等更具痛感的议题密切相关。

不过，影片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展现已然有尖锐、大胆的部分，比如直面了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枷锁，平等继承权利得不到贯彻的事实，以及山区男性的残忍家庭暴力。也必须要说，这是《我本是高山》在绝大多数跟风批评当中，被有意无视的优点。

除了“矮化女性”，影片的另一个集中被批评点，是在创作者镜头下，主角的党性和信仰被弱化。

批评者认为，创作者小资产阶级习性上身，无法切身体会、认同张桂梅校长的崇高理想信念，将她为山区女孩办学的主要精神动力设定为“亡夫遗志”“面对变故寻找精神安慰”，这无疑是一种矮化。“自己都不信，自然拍不出来。”

此外，还有不少人用片中张校长并非时刻佩戴党徽（现实中的张校长工作从不摘党徽），鼓励学生选择的职业偏精英向等细节，来论证电影创作者立场有问题。

然而看过电影的观众很容易发现，这些指控都站不住脚。

亡夫形象违和、闪回过于频繁是不假，但片中党徽出镜频率并不低，也有全体教师对着党旗宣誓的片段；

而由女高濒临解散到大家伙重新凝聚在一起的转折事件，也是师生在大雨泥泞中将国旗立起的团结协作；

以及张校长教学生唱《江姐》主题曲《红梅赞》，最终，也正是学生们在病床前唱的这首歌将其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再加上省长调研教育情况时下的指示，教育系统给予华坪女高的鼓励支持，代表们给张校长的捐款大会，这些桥段和细节都是党性在片中的体现。说影片立场有问题，比较牵强。

至于以上那张广为流传的截图，也忽视了影片中校长提到的职业还包括记者、士兵、教师。至于主创自主加上的律师，则确实有待商榷，虽然也是正当职业，但的确会造成大众对“精英职业”偏向性的不爽。

《我本是高山》，一开始就很难满足期待

综上，《我本是高山》的性别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都没大毛病。

但为何，影片还是会引发如此大的非议和不满？作为主旋律传记片的《我本是高山》，恐怕一早就注定难以满足目前批评者的期待，其中因素既有客观上当今主旋律商业片创作诉求和观众期待之间的天然矛盾，也有主观上创作者自身的不足。

《我本是高山》论类型，无疑属于主旋律英雄模范传记片（简称“英模片”）。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英模片的历史，在市场化要素引入，统购统销的国营制片厂体系落寞之后，英模片就同其他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类型一样，失去了过往的社会影响力。《焦裕禄》《孔繁森》这样国民级的英模片，已难再现。

如今的英模片，虽然仍在院线有一席之地，但票房产出大多依赖党员干部团体票包场。同时，一般观众也对其产生了老旧、说教、主旋律色彩太过浓厚的刻板印象，这限制了英模片的市场表现。

而具备先天有利条件的《我本是高山》，本是英模片在市场上转型复兴的一大希望。体制外的创作团队，曾因扮演农村底层劳动女性获得观众肯定的海清主演，均说明电影有较强的商业指向性。直白地说，《我本是高山》刚立项，恐怕就是冲着票房大卖、出圈去的。

当然，最大有利因素是原型的社会影响力。张桂梅完全可称得上是近年来全社会知名的模范人物，其女性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也比一般模范更能激起群众，尤其是作为电影院消费主体的城市居民敬佩和共鸣。

这样一分析，《我本是高山》为什么既不刻意迎合女权，也没有写成政治上完全挑不出毛病的传统主旋律，也就很明白了。

首先，凝结社会主流正向观念的主旋律电影，当然不能有给性别对立加柴火的嫌疑。

其次，拍成传统主旋律那种严肃、说教、过于板正的风格，也是一种作茧自缚，不利于影片扩大观众群体。要想吸引包场之外的年轻观众入场，势必要对以往的“伟光正”类型惯例有所“软化”，更细腻，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但做出这种戏剧化改编的同时，就注定很难做到“戏剧性”和“真实性”两方面的兼顾平衡。尤其刻画对象，是这样一位全国家喻户晓、言行被反复传颂的楷模，以及涉及的“底层贫困女性的权益”等较为沉重尖锐的议题，对其进行任何一点不恰当的“戏剧化”，自然都极容易引发不满和争议。

《我本是高山》的真正问题有哪些？

调整英模片主旋律气质的创作思路没问题，问题是没拍好。编剧、导演和演员等创作者的若干关键失误，要负直接责任。

首先，影片在刻画主角精神动力这最关键的一点上首鼠两端，不够干脆。这就造成了影片的最大争议，即在剖析张桂梅办学的精神动力时，多次请回幻想中的亡夫，配合上扮演者胡歌喧宾夺主的个人形象，给观众一种挥之不去的“白月光言情感”“娇妻感”。

客观说来，张校长的办学动力中，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告慰亡夫的温情完全可以并立，不存在冲突。没有跟党走就不能拥有细腻情感生活、不能思念丈夫的道理。

但影片对此的表现犯了大忌，其一大败笔就是通过刘雅瑟饰演的老师之口，提出对张校长精神世界的疑问：是不是在遭遇丈夫意外身亡的变故之后，将华坪女高和学生们当作自己唯一的情感寄托？

正是这种不必要的“精神挖掘”，真正降格了张校长的形象。

在张校长的诸多公开陈述中显然能看出，她的信念和动力没有那么多缠绵悱恻。影片中追忆亡夫的情节太多，且这部分的调性过于温和、柔软、小资（甚至还跳起了华尔兹），属于编剧主次不明，一厢情愿加戏，也难怪网友批评创作者小资习气。

其次，写实的要求是“戏剧化”手法的敌人，张桂梅校长办学的真实经历虽然极富情感力量，但改编起来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困难、转折、成功都没那么戏剧性。要将其融入电影的脉络，用一些分寸恰当的戏剧化手段，也在情理之中。

但正因如此，整出年轻女教师徐影影（柴烨 饰）这个极其脸谱化的反面角色就太失败了。娇气，吃不了苦，看不起学生，不尊重校长，酷爱嚼舌根，最后停不下来跑路了……

为了烘托主角人物弧光，刻意矮化、丑化其他角色，这样的戏剧化操作，既不高明也不合时宜。

张校长遇到的困难，有些是物质条件上的客观问题，有些是人的问题，但也大多如杨皓宇扮演的教育局长一样，是有缺点、会抱怨的正面角色。如果要衬托主角，完全可以把人物设定为畏难或者有苦衷，而非这么一个如此刻板到有些极致的“反派”。这和影片的写实基调太不对付了，难以说服观众。

最后，要说到影片中张校长个人形象气质的塑造，也不成功。

影片引起的又一大争议是在华坪女高放映时，张校长曾经的学生表示“校长非常和善，没有像电影里一样凶过我”。说实在的，片中张校长对学生、老师们的批评、斥责，甚至挖苦、讽刺，多得有些过分，再配合上海清较高的音调，把张校长塑造成了一个严厉、刻薄的形象。即使设定上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观感上多少也有点不对劲。

不可否认，综合各方声音，校长性格里是有强硬、倔脾气的一面，但显然和尖刻扯不上关系，反而非常和蔼、宽厚。编剧这么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表演，为海清制造有起伏、戏剧化、易于发挥的空间。

海清的表演下了大力气钻研，非常努力，正片当中看着也还行，但片尾张桂梅校长的真实录像一出，立马把海清的形象比下去太多。张校长声音较为低沉，一口浓重东北口音，她的气质既坚不可摧，又有慈悲的母性光辉，虽然身体不好，但中气十足，这是长三角大城市出身的海清在妆造和动作习惯之外模仿不来的。

时代变了，电影的精气神也不可复制

总之，许多创作缺陷叠在一起，造成了《我本是高山》目前的尴尬局面。

归根结底，一方面，还是时代变化太快，“苦大仇深”、年代感太强、主旋律特供的英模片，已经不能满足当下观众的观影审美需求了。

另一方面，创作者的认知也在随着时代变化。《我本是高山》这种影片，即使创作者花了很大心力，也很难不像cosplay。原因在于，创作者自身不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支撑着张桂梅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精神信仰，所以才会在剧本中试图发掘自己所能理解的动机，比如对亡夫的思念。

这不是创作者故意使坏，而是无意识中形成的，带有陌生感的理解错位。

其实张桂梅本就是传统主旋律中特别典型的“红色圣徒”形象，但是观众的直觉是，导演编剧没有对她的信仰热忱有同等热烈的感同身受。所以虽然网络上有一些过激、过度敏感的批评，但《我本是高山》挨的骂，也不算完全冤枉。

大家现在回看《焦裕禄》，依然会被那种不加矫饰，单纯、强劲的精神力量震动。彼时从创作者到观众，都对“李雪健就是焦裕禄”“焦裕禄就是这么崇高、无私”深信不疑。这是逝去的时代精神。

在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我本是高山》的口碑翻车，算是给当今的主旋律创作者们提了个醒，如何用恰当的创新形式，延续这类影片中应当传递的精神和信念，兼顾商业性和教育性，是目前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文/阿拉纽特、斯汀蜀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