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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院线观众视野中沉寂了许久的“儿童片”片种，总算又搞出了一次不小的动静——尽管《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导演，自己可能并不认同“儿童片”这种类型标签。
由青年戏剧导演、演员王子川自编自导的这部儿童题材奇幻喜剧电影，去年就以《漫漫长日》的名字，在电影节展上成为小圈子爆款，并捧出了年仅11岁的上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岳昊。如今，影片将于5月25日（本周六）上映。
电影的A面：奇思妙想，盎然童趣
怪诞奇妙、童趣盎然、高度还原“老式”童年，是观众和媒体对《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一致评价。
影片讲述了三年级男生朱同（岳昊 饰）一天内的校园生活。朱同成绩不佳，性格也有些唯唯诺诺，但因思维举止过于天真笨拙，导致屡屡惹祸，甚至在自己挽救、掩盖闯祸后果的过程中，往往又惹出新的麻烦，是标准的“天然呆”形象。
电影将朱同疲于为自己奔忙“补锅”的这一天时间，拆分成一个个模块化的喜剧“小剧场”，有时还将朱同幼稚烂漫、天马行空的孩童幻想具象化，塑造了一个光怪陆离、充盈着童真童趣的异想空间。
影片中能令成年观众忍俊不禁的精彩段落不胜枚举，仅朱同一个人，就奉献了许多搞笑名场面：一会儿拿着低分试卷骗杂货店老板帮自己签姥爷的名字，一会儿幻想外星机器人来和班主任火并解救自己，一会儿在厕所遇到爱吃纸的“便便精”，一会儿“普信”地误以为被选中参加广播操比赛，还对体育老师反复扭捏试探，尽显又傻又可爱的小心思……
可以说，全片基本就是一个儿童版的“搞笑段子大串烧”，虽然看似松散零碎，受舞台剧“分场”的习惯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又是由朱同“解决麻烦，寻求老师认可”的强烈动机而推进，中心人物聚焦。
另外，影片虽然是以朱同为中心，但各色老师、同学和社会人士等同样趣味十足的“群像”也轮流登场，还原了一个用孩童目光测绘的、以小学校园为中心的“主观世界”。
虽然电影主角是儿童，叙事视点也是第一人称，观众的所见就是孩子的所见，甚至能看到孩子的幻想世界，但导演王子川仍然多次在映后，表示不太认同“儿童片”的类型归类。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定性，是因为相比于“儿童片”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概念，在导演心中，本片“类型喜剧”的属性更为底层。同时为了市场考虑，在宣传上希望和“儿童片给儿童看”的刻板印象保持距离，力求能让更多成年人接受这部电影。
王子川在戏剧界，就以松弛、先锋的创作性格闻名，而他执导的首部电影，也有一种“怪咖”性质的有趣，这种趣味青春洋溢，很有北京人的“顽主”气质，一点都不带有过往国产儿童片常见的陈旧和“老气”。
而影片和某些外国先锋作品在气质、方法上有意无意的契合，也是给国产喜剧电影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比如迟钝、脱线的角色形象和“一本正经式胡说八道”的笑点设计，非常有日本“脱力系喜剧”的风采；“脑内狂想”则颇受动画影响，且在海外的独立喜剧电影中也越发常见——比如近日广受好评的美国独立喜剧《问题专家》，将人物幻想外在化的表现形式，就和本片几乎一样。
电影的B面：笑料之下，沉重的童年阴影
不过《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并不单纯是一部喜剧小品，隐藏在影片欢脱、阳光表层之下的，是中国孩子们或多或少分享的童年创伤。
本片实质上是一部取材于导演自身经历，精确瞄准童年时“受过伤”的成年观众的“伤痕电影”。
据王子川在访谈中透露，电影中朱同的许多生存和情感经验，都来自自己的童年生活。无论是喜欢幻想和在校服上涂画的习惯，还是作为转校生的疏离意识，又或是和老师的紧张关系，最重要的，总是焦虑于不能获得成年人认可的“讨好型人格”，都是自己的映射。
而他将这些经历写成一部充满欢乐和幻想的喜剧电影，是一种抚慰过往不安、与童年创伤和解的过程，对于同样在校园中经历过童年创伤的成年观众而言，也是如此。
仔细回想朱同一天的经历，如果没有蒙上一层欢乐的幻想滤镜，简直就是一名小学生“不快乐”的生活标本。
在成人看来他整天都在追求“学习好、体育好、纪律好”的路上奔忙，绝大多数尝试都归于失败。同时，他也以孩童的眼睛看到了世间百态，这是他“丢掉超能力”，慢慢成长的“坠落”过程。
因学力不逮产生的无力感，搞砸话筒、黑板报和宣传栏中老师照片的罪疚感，对“请家长”这件事的高度恐慌，成年人看了只会对孩子的过分紧张付之一笑，但在小学生心里，这些压力确实有如天塌一般。
又比如“凶”老师的言行举止，在片中被软化为一种危害不大的刻板形象，甚至还能唤起观众不无温情和感怀的集体记忆，但这也让人联想到真实世界中的此类老师可能实施嘲讽、打压式的教育方式；更别说片中“检查大王”的父亲公然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暴力。
集体运动和“纪律”的形式主义，对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也有所压抑，譬如影片最后的广播操排练，孩子们被要求发出长时间假笑的场景，体现了教育机制“无意义规训”的一面。
而孩子们在外界的压力下，也早早开始社会化，有的变成面目可憎、一味讨好老师的“小大人”，有的产生了会偷偷翻全班同学东西的“恶意”。
虽然影片将这些内容不那么尖锐、点到为止地呈现了出来，但显然也有批判的意味；而观众看见这些“涂上了玫瑰色”的人和事，虽然大多数时候一笑而过，恐怕也不能完全做到不“细思极恐”、想起自己的童年创伤、想起令人产生寒意甚至是阴影的那些人和事。
即使最后朱同在阴差阳错加入广播操排练后，因为“合群”和“老师肯定”感受到了由衷的快乐，但成年观众在此，也应该不难体会到这种快乐的权宜性和虚幻性。
归根结底，喜剧的观众和喜剧中惹人发笑的角色之间，是一种或善意或恶意的“居高临下”姿态。
在《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之中，成年观众之所以能释然、宽松地对着孩子们的滑稽言行发笑，在他们的天真笨拙中发现可爱，是因为社会化之后的我们，知道了孩子们面临的精神压力，在成年世界里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一起坐在影院里笑一笑，也算是抚平了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痛楚。
电影这种对童年生活的柔性表现形式，不好说是单纯的批判或是美化，而是切中了一种“寓哀于乐”的较高境界。
学校的压力对于稚嫩的肩膀来说有泰山那么重，但心情不好就在手心写个“好”字，我们都是在学会自我开解后，才能“捱过来”长大的。这已经是成年人必备的技能。从这部有趣的奇幻喜剧当中，疲惫的大人们，也能获得以不太触痛的方式“重返童年”的体验。
“对小孩来说有点幼稚，对大人来说刚刚好”，《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不是“儿童电影”，它是献给不想但不得不“长大”的成年人的一封情书。
(文/阿拉纽特)